[四年前的文，和现在文风差距较大，写得太嫩，大家凑合看看。] 
　　 
　　 
　　 1950年，东北中苏边境。一群满清战犯被押解安置。 
　　 
　　 故事从列车的停靠开始，从严寒中，黑压压的政治犯呼吸的霜雾开始，不断闪回，现实与过往交错更替，记忆与生存映照对比，如此还原了一位真实饱满的末代皇帝。 
　　 
　　 从满清灭亡到军阀割据，日本侵华最后共党称霸；从三岁登基到亡国之君傀儡皇帝，以致阶下囚最后平民园丁，这部荣获8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导演，音效等九项大奖的史诗巨片，对中国的历史变迁及溥仪个人的命运悲欢，委实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那年，贝托鲁奇在接受法国《首映》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了。我甚至喜欢那些可憎的人物，我需要爱摄影机前的所有人物。即使他们是恶劣的，我也设法使他们具有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这些人物虽是可憎的，但他们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 
　　 
　　 在人如蝼蚁的时代波澜中，有时我们的确会被无奈的宿命论降伏。溥仪又是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一生里的数次变革，数重身份，数不尽的人事擦肩，来不及停顿更谈不上思考，历史便将其带往未知而无序的渊数。50年的世事动摇，其意志的表现只会显得孱弱无力。惟有如此，他为人所知的奴性才寻得一个应当的理由。 
　　 
　　 诚然，历史有其不公，但相信贝托鲁奇同情溥仪并非全因命运之把玩。如若人性浑然天成，时代背景又有何干？这不是一个描写傀儡人生的故事，因此才这般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