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英达一直在自问
《我爱我家》为何无法超越
《我爱我家》为何无法超越？20年来，英达一直在想这个问题。8月16日，在“廿年不忘，我爱我家”二十周年大聚会活动上，当年的主创英达、英壮、杨立新、张越、李明启、方青卓、关凌等人悉数到场和“家迷”团聚。20年前，一群演艺界的青年人组成了无法复制的团队，在简陋的条件下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成为观众心中无法超越的经典。英达说，在《我爱我家》之后又拍了很多情景喜剧，“我们也一直想超越，每拍一部新剧，都会想还有什么《我爱我家》里的东西没用上再用一下，可差不多能用的全部都用过一遍了，也还是没有超越。《我爱我家》为什么无法超越，我至今也没想明白。”
《我爱我家》是梁左的戏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英达现场观摩了情景喜剧《考斯比秀》，为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电视剧拍摄形式深深吸引。演员在观众面前演出，现场同时拍摄。虽然观众并不进入镜头，但他们用笑声跟演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英达觉得这一剧种非常新鲜，当时就萌发了把它带回中国的念头。回国后，英达在影视圈打拼多年，一直等待执导情景喜剧的合适时机。
英达当时的想法是，拉到投资就和王朔、英壮等人创作剧本。所以接下来排在第一位的是找到钱。1993年年初还没过完年，英达就拉着王朔赶往冰天雪地的东北，到长春去拉投资。东北的酒场总是很多，有一次醉意甚浓之际，王朔提出这部剧可以叫“我爱我家”。英达听完感觉特别别扭，认为这是一个病句，起码应该是“我爱我的家”。王朔坚持认为，就是要这个别扭劲儿。
回到北京后，英达准备全身心投入大干一场，却发现找不到王朔了。后来才知道王朔一个人跑去了海南岛，据说是为躲避由其策划的《爱你没商量》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后来终于打通了电话，王朔告诉英达你们先干起来，并给英达推荐了一个编剧人选，名唤梁左。
梁左就这样加入创作团队，英达、英壮和梁左三人为了《我爱我家》的剧本，到北京郊区的国管局招待所进行封闭创作。三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除了吃饭就是谈剧本，没有任何干扰，完全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拍摄后八十集时，剧本资源紧张，张越被老同学贾乐松拉进组参与创作。
这是一个“宁伤感情，不伤包袱”的创作团队。为什么有那么多“家迷”热衷于背台词？是因为太符合北京人“逗贫”“斗嘴皮子”的天性了。相比于东北二人转式的搞笑与周星驰无厘头的幽默，《我爱我家》中日常交流带出的包袱更自然、更亲切，“接地气”到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随便抖出一个。
一般包袱就用一遍，但是梁左向来不糟蹋包袱，他会把一个包袱没完没了地反复蹂躏，一个包袱写成一串包袱。《老有所为》这集中，李丁演电视台看大门的，他承包节目拍戏，非逼老傅演一个提笼架鸟的，老傅不同意，于是就吵起来了。街道主任陈大妈就去劝架。英达说，原来的剧本里，这个包袱本来就一个，就是李丁老爷子抱怨说，“为什么不好好跟我配合，我又没有让他演反动、黄色、床上戏。”可到了梁左手里，后面又接上了三句：老傅说，“你就是让我演，我也得会啊。”李丁说，“你就是会演，可得有人看啊。”这时陈大妈接了句，“要演的话，也不见得没有人看。”因为觉得最后一句有点儿过，演的时候被英达砍掉了。
谈起《我爱我家》获得的成功，主创们一致认为与扎实的剧本创作分不开，而剧本统筹的核心就是梁左。梁左长期对市井生活的捕捉，《我爱我家》正好成为一个出口，他擅长轻描淡写戳穿日常生活中的荒谬悖理，用市井俚语写出深刻的潜台词。英达说，《我爱我家》是梁左的戏。
快评
《我爱我家》中的“北京记忆”
《我爱我家》的成功与一代人的成长和怀旧有关。1994年播出时，这部中国首部情景喜剧并没有获得一致好评，北京电视台当年只播了6集就因“拿老干部开玩笑”停播了，重庆一家报纸还把《我爱我家》评为年度最差电视剧。《我爱我家》最大的粉丝群体其实是当年还在上学，如今步入而立的一批观众，对于他们来说，《我爱我家》充满了真切的“北京记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北京正处在新旧时代的更迭中，大多数家庭刚刚走出物质匮乏，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扑面而来，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我爱我家》中出现的倒爷儿、演员走穴、情感热线、心理咨询、整容、出国留学、港澳游、特区开发、下海经商、追星族、卡拉OK、BB机、家用电脑，这些新东西、洋玩意带给人们观念上的冲击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既形成了强烈的新鲜感和物质生活的满足感，也制造了无数的冲突和矛盾。
那时候物质生活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冲击是如此之大：包括老干部傅明老人都立志要“在商品大潮中学游泳”；贾志国这个优秀青年知识分子也没有抵御住一瓶XO的力量，幻想起金钱和美女；一家人为在和平女士的走穴中享受了每月生活费多了500块钱、天天红烧排骨鲫鱼汤的奢侈而大呼小叫。在那时，观众还会从《我爱我家》中找到自家的影子，可能很多家庭中都有眼高手低但又屡败屡战的“志新”；有了点钱人就变了的“和平”；像“张凤姑”一样从农家娃摇身变成大老板的远亲。
在《我爱我家》里，老傅代表着传统保守的老一代，“落后青年”贾志新代表着新潮、务实但又盲目的年轻一代，而贾志国与和平两口子作为在传统长大、在体制中生存的一代“夹心层”，面对市场经济表现得既兴奋又畏手畏脚，想吃又怕烫。
面对新生事物，年代的层次在不同人物身上引发冲突，戏就这么来了，与外国人谈话还被怀疑是在出卖情报；聊聊单位的圆脸小护士就有受了资产阶级影响另寻新欢的嫌疑；买个彩票被认为是和旧社会的跑马赛狗没什么区别。正是这种时代的落差，造成了荒诞却又真实的喜剧冲突。在20年后见怪不怪的今天，再狗血的剧情，恐怕也找不到这种感觉了。
如今反映家庭、婚姻、婆媳关系的电视剧充满了极致的表现手法，总给人一种撕裂感。相比之下，《我爱我家》从头到尾，都是在写家长里短，甚至第三者私生子之类狗血题材也一点不避讳，但为什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温暖的回忆？
可能《我爱我家》的成功就在于，把平平凡凡庸庸碌碌生活中的“情”提炼了出来，有“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却能坚定一起走的爱情；有嘴上谁都不饶谁、最终还是互助为乐的热情；有坚持原则、保持晚节的坚定与激情；还有长辈晚辈间真挚的亲情。其实生活的真实并不是将一切糟心当成深刻然后散布在电视上博得共鸣，生活最朴实的期盼就是能有像贾家人这样的父辈、兄嫂、弟妹、子女。梁左式的家长里短，直到现在看来也并不庸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