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京、上海、广州等现代化大都市还处于蛮荒无名之地的时候，地处晋西三川河沿线的离石、蔺（今柳林县孟门）就成为战国时代全国鼎鼎有名的繁华城市和铸币中心了。
形成这一状况有其深远的背景和历史成因。
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
战国时三晋各国争先变法与先进思想的活跃是推动原始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离石、蔺地处西周时晋国的西部，当时陕北和晋西北的吕梁山区及东部丘陵地带是戎狄游牧部落活动的主要区域。晋文公流亡结束归国执政后，对戎狄实行了“以德怀远”、睦邻友好与积极防御并用的政策，在改善周边关系的同时，又兼并了一些农耕小国和戎狄部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到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基本确立，国王、领主、地主、士和大商贾成为统治阶级，农民、工商、奴隶成为被统治者。各封建领主为了各自利益争先恐后发展。当时三川河沿线已成为赵、魏与秦的交界。《永宁州志》（光绪）云：“赵魏之初，魏有西河之地，蔺为赵之边邑，与魏邻。后魏之西河、上郡入于秦，赵蔺、离石乃与秦邻。”三国为争夺这一战略要地，不断你攻我伐。由于战国前期战争是小规模、局部性的，所以战争与发展的需要更促进了各国的竞争。魏任用吴起、李悝变法增强了国力；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扩大了疆域；秦国任用商鞅变法改变了落后的内外政策，使各国的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诸子争鸣”的文化氛围，荀子思想的影响，使赵、魏、秦三国君主在“重民轻天”的思想推动下，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水平提高。
经济繁荣形成了三川河流域城市带
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商代晚期吕梁境内沿黄河一线的石楼、柳林高红、离石就形成聚落中心。当时的北方族群已有相当水准的农业、牧业和各类手工业等经济产业。经历西周、春秋发展到战国初期，这里更是经济繁荣，人丁兴盛。由于当时东亚地区正处于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三川河流域植被良好、地肥水丰、交通便利，所以各业兴旺发达，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形成颇具规模的城市带。其主要标志：一是城市兴起。有皋狼邑（今方山县南村）、离石邑（今离石城一带）、中阳邑（今中阳县城北带）、隰成（今柳林县穆村）、蔺邑（今柳林县孟门）。特别是离石邑、蔺邑成为战国时代全国性重要城市，其重要地位在三晋发展史上尤为突出。春秋时，周成王赐予晋国“六卿”之一赵氏祖先孟增“皋狼”即今方山一带。后来晋国另一大族首领智伯向赵襄子（赵简子的儿子）索取蔺和皋狼之地。由于两个城邑战略位置非同一般，皋狼又是赵氏祖先的龙兴之地，所以赵襄子断然拒绝。于是知伯迫韩、魏二氏联合攻打赵氏，开启了三家分晋的序幕。赵的国都从晋阳迁到邯郸后，蔺、离石就成为赵国西鄙更为重要的战略要地。二是产业兴盛。当时农业、畜牧业、冶铜业、制陶业、造船业、皮革业、建筑业和编织业等各类产业已发展到相当水平。三是市场繁荣。秦国上郡、北地人乘船或“混桶”渡河而来，魏、赵周边人骑马、驼或步行而来，形成了异常活跃的边贸市场。四是铸币促贸。为了商品交易的便利和边贸的需要，离石邑、蔺邑以及中阳邑、隰成都兴起了铸造地名铜币，以货币贸易取代了以物易物，极大地便利了老百姓交易和商品流通。这些结论都能得到史籍和离石、柳林一带考古实物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