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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苦读 刘伯承的三次军校求学经历

          刘伯承元帅是我党、我军杰出的军事家,有“当代孙武”之美誉。刘帅的军事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三次军校求学经历所打下的坚实的军事知识基础。

      考入陆军将弁学堂

      1911 年10 月10 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清王朝被革命送上了不归路。此时,整个四川也处于沸腾状态。11 月22 日,革命党人张培爵、夏之时率起义军占领重庆,建立了蜀军政府。27日,立宪党人又在成都建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不久,两个军政府经谈判协议合并,组成了四川军政府。

      一场以武装起义为标志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那些日子,刘伯承在地里干活,常能看见扛着大枪的军队从路上经过,枪炮声不绝于耳。这一年,他家的十几亩瘦田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好收成。看着自家粮仓里第一次堆着这么多的粮食,看着身边日渐长大的弟妹,一个大胆的念头忽然从刘伯承脑子里冒出来:当兵去!

      母亲听儿子说要去当兵打仗,叫着他的小名说:“孝生啊,你的心不在庄稼地里,妈知道。但家里弟弟妹妹这么多,你的娃儿也刚落地,你走了,她娘儿俩的日子可怎么过呐?”刘伯承道:“宜芝那头我都说好了,弟弟、妹妹现在也能做个帮手了,我去当兵也是找条出路,再说当兵打仗,多少还是有些军饷的,可以补贴家用。”

      19 岁的青年刘伯承,毅然剪掉一根乌黑的发辫,直奔万县,参加了反对清政府的学生军。

      1912 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各地纷纷开办军事学堂,广招学员, 扩充革命势力。重庆蜀军都督张烈武也在重庆办了陆军将校学堂(后改为陆军将弁学堂),广招青年志士。当时刘伯承正在万县的学生军营里受训,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跟长官请了假,坐船赶到重庆陆军将校学堂报名。

      参加考试时,刘伯承文武各科成绩突出,很顺当地被录取。全学堂共有400 多名学员,分编为4 个队,刘伯承被编在第二队第一排第一班。

      这时中国的大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只当了几个月的临时大总统,迫于国内外反动派的逼迫,让位给了袁世凯,革命被扼杀。随后,各省的革命党人纷纷组建军队,准备讨伐袁世凯。熊克武是四川老牌的同盟会会员,一直站在孙中山这一边。他组织了蜀军第五师,自任师长,但懋辛任参谋长。全师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革命党人。第五师因官佐不足,熊克武向重庆蜀军都督张烈武求援,请他选一些将弁学堂的优等生,成立速成班,限半年毕业,以补充熊部官佐。刘伯承各门功课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

      速成班的学制虽然缩短了,但课程并没有减少。半年的时间里,要学《步兵操典》《野外战勤》《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筑城学》等课程,学习训练生活十分紧张。而刘伯承这段时间的学习训练尤为刻苦。有时为了掌握一个动作,他要反复练习数十次,直到熟练掌握为止。

      在这期间,刘伯承还阅读了一些外国军事参考教材和中国古代的兵书。

      1912 年底,刘伯承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提前在将弁学堂毕业,而后被派到熊克武的第五师见习,任司务长,不久改任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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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之子在黎城缅怀父辈抗战伟绩

         近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太行将军及其夫人、张南生将军之子张雁之等来到长治市黎城县走访红色遗址、缅怀父辈抗战伟绩。

      抗战时期,刘伯承元帅曾在黎城工作、战斗和生活过。一行人先后参观了正社129师师部和386旅旧址、上遥村伯承桥、广志山八路军后方医院、西柏峪小平桥、下寨抗战三周年纪念塔、彭庄八路军原装子弹诞生地、关家垴战斗旧址、板山、四方山、黄崖洞等红色遗址。刘太行说,这是他今年第二次来黎城,来黎城让他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黎城既然有这么多的红色遗址,又有这么多的秀美河山,以后可以利用红色文化来带动黎城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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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刘伯承担任南京市委书记时听说了什么大怒

    刘伯承元帅戎马一生,他先后负伤九处,还不幸失去了右眼。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觉 得,自己办学校,方便倒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反映出部队的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某团长的孩子,产 生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相反,在老百姓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一些群众生活,可以和贫苦大众的孩子交朋友,对孩子将来有好处。不久,刘太 行和普通农村的孩子一样,坐在破旧、简陋的教室里念书了。

    解放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 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 辆须按规定购票(布告、军字第一号)”、“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布告、军字第二号)”。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军刚进城时,他就叮嘱母亲,现在解放了,国家还很穷,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子女的生活,决不能特殊,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 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 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

    1964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 支持女儿参加。“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 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告示——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式军装了,还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


    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

    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 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

    “父亲对待学习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全家。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太好,但至今还能背诵小时候他让我们背的古文。父亲曾说,学习的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刻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就是按照父亲教导做的。”刘弥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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